數據顯示，我國外賣用戶規模達6億，2016年在線外賣用戶消費頻次每周消費3次以上的用戶占比高達63.3%。這意味著每周最少產生4億個一次性打包盒、4億個塑料袋，以及4億份一次性餐具的廢棄。疊加計算，全國每天產生的外賣垃圾大約超過350噸。
外賣包裝只是塑料垃圾中的九牛一毛? 上述數字的確觸目驚心。不過，若要將“垃圾圍城”歸結到外賣身上，恐怕免不了“標題黨”嫌疑。多項研究指出，僅僅以生活垃圾中的塑料污染而論，外賣塑料垃圾占比并不算高，和它類似的還有快遞、衣服、家居，甚至鼠標、鍵盤、手機等各種用品。其中，每種生活方式換算成數字都不可小覷，以快遞為例，光是打包快遞一年使用的膠帶總長就有3.3億卷，不可降解塑料袋約68億個。
倘若擴大到所有生產、生活場景中，這些數字驚人的程度還要翻幾番，如人們通常認為污染嚴重的塑料袋只占塑料制品產量2.4%，而食品或物品包裝袋、農用薄膜等卻占到15.7%，等等。羅列出上述種種現象，是因為以外賣這種現代生活方式為切入口，可以觀察到一個宏大而重要的命題，即在當今時代，塑料垃圾仍然是污染環境、破壞生態的一大“元兇”。塑料垃圾的最大特征就是難以降解。當前主流處理方式是填埋、焚燒等，它不僅形成海洋、陸地污染，還能以塑料微粒或化學物質的形式進入人體。鑒于它危害較大，有學者將其形容為“20世紀人類最糟糕的發明”，更有不少團體呼吁取消塑料使用，比如曾有環保人士提倡大家多用紙袋，但紙袋生產工藝更難控制，污染更嚴重。
同樣，輿論場上有種頗受歡迎的觀點叫“禁塑令”，雖然迎合了一些人的情緒，但也沒有看到塑料制品大大豐富了人們的生產、生活方式，早已是現代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地理學家馬丁·劉易斯在《綠色幻覺》中寫道，“很大一部分人相信，人類的社會和生態問題只有靠重返原始的生活方式來解決”，這一論點相對而言并不靠譜。雖然塑料垃圾污染形勢確實很糟糕，但一種更妥善的治理方式是變“禁”為“限”，以“疏”代“堵”，在管住污染上下功夫。如何限塑?人們想當然從2008年起實施的“限塑令”找啟示，事實證明，通過經濟手段進行源頭控制，的確可以產生效果，但外賣點餐和商超購物顯然不能同構，在這一模式中，消費者很難找到塑料制品的替代物，而整個外賣市場還處于爭搶用戶的發展階段，因此有意無意地繞過“限塑令”。因此，應該將注意力轉向更前端的源頭控制，不斷提高塑料降解技術，通過行政手段、經濟手段擴大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生產量。此外，比起就地掩埋、焚燒等各種常規處理，一種更先進的處理形式是回收再利用，比如廢塑料能制作隔音材料、保溫材料，甚至可以制成各種電視機殼、汽車殼等。
在許多國家，塑料制品的回收率已經達40%以上，相比之下，我國還具有不小的成長空間，對此要大力發展塑料再利用產業，還要抓住時機，下大力氣發展好垃圾分類工作。今年是我國實施“限塑令”的第九個年頭，雖然商超購物限塑取得一定成效，但隨著外賣、快遞等各種新生活方式的出現，“限塑令”遇到了不少新問題。對于治理者來說，這恰恰是豐富治理手段、提升治理能力的新契機，除了繼續不遺余力地推行“限塑令”，我們也要在生產源頭上加以控制，在回收處理上加大力度，全方位管住塑料垃圾。
